医生不能让患者养。让生存和养活问题成为医生和患者这两“类”人相互指责的理由和依据,成为医患暴力“高兴”论以及医疗事故无罪论的社会意识基础,是医药卫生法律政策必须避免的倾向。“以药养医”和“以医养医”,这两种提法都存在把行医者和就医者设计成食物生存法则中两“类”角色的可能性。所以,在国家摒弃以药养医(以药补医)机制的正确决策做出以后,有识之士立即意识到新提出的“以医养医”政策(靠提高诊疗费、护理费解决医务人员收入低的问题),实际上还存在“以患养医”的错误倾向。整体解决医患问题的根本出路,是取消医生靠患者“养”的机制。

  患者没有意愿和能力养医生

  从治病救人、救死扶伤的一般意义上讲,一个人因为伤病等原因,到了医院,成为患者。他的需要只是治病疗伤。他没有掏钱养医生(本文指以医生为主的人员),为医生的生存做贡献的这个现时需要。

  就医也不是患者可选可不选的消费行为。由于机体运行出了问题,他被迫到医院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,患者原本属于“被就医”。“养医生”的问题并不来自于治病疗伤的患者个人意愿。

  生病受伤本身是损失,不能给患者带来财富,不能产生养医生的“食粮”。所以患者没有天然的养医生的能力。

  以药养医与反捕食

  生存环境的改变,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的减少,房价和教育费用的上涨,迫使部分医生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、为了扩大其生存储备,而去捕食和捞钱。在某种机制上,医生图利属于“被捕食”和“被捞钱”。“养医生”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医生选择从医的初期愿望。

  这样看来,部分医生带着他的患者,在过去若干年里,似乎已经从我们的理想视线里被赶出,到了必须面临生存和养活问题的自然世界。这种“生物链”式的行为,带有的社会痕迹,是“捕食”和“捞钱”的方法具有间接性和隐蔽性,借助了“药品”的掩护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以药养医”。

  在此过程中,“捕食”和“捞钱”的被迫性使得行为的本质不时显露出来,必然遭遇偶发应激式的“反捕食”与“反捞钱”,产生了医生职业的中国式风险。

  卫生主管部门的高官公开承认,“以药养医”破坏了所有人的尊严,医生目前确实进入高危状态。

  医患关系问题是个伪命题

  虽然医生是一种职业,但是患者绝不是固定的职业。所以医生和患者不是各自独立的两大阵营,而是存在隶属关系的。一个人有了就医需要,只有去“看医生”,才被识别成“患者”。患者的角色原本就隶属于医生开展工作的需要。医疗活动终结,“患者”的标识终结。所谓的医患问题,其实只是医疗问题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由于国家是医疗事业的开办者管理者、患者是医疗事业的受众,国家和患者都是广义医方的组成部分,分别处于医方的两端。

  把医患关系从医院里拉出来,从医疗行为中剥离出来,放到社会上晒,让医患双方分裂开来,让他们公开角力,是把无问题变成有问题,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的方法。这种做法,毁灭了医疗问题依法解决的渠道,撼动了医疗事业的根基:国家“供养”和保障的根基。

  伪市场化逃跑了买方

  学者纷纷指出过去曾经三十年的医改是伪市场化的医改。从市场交易的角度观察,医疗卫生所需品的买入,是医疗机构的开办者经营者的事情。这个市场的真正买方,应该是医疗机构的开办者经营者。公立医院的开办者管理者逃离了医疗卫生市场,绝大部分地甩掉了购买者义务(买单义务)。这样的所谓市场,是没有合格买方的“市场”。它十分生硬地撕裂出“医生”这个假卖方和“患者”这个假买方,使得本为一家的医患成为暗地里的“买卖”双方。这不是人类社会的买卖,不是什么市场,这是上级(医生)违背下级(患者)意愿的“生物链”。

  “天使”需要养活吗

  天使,顾名思义,上天往人间的使者。天使是帮助凡人战胜恶魔的,天使不会与凡人争夺尘世的利益,不会窃取、夺取凡人的食粮,不需要凡人来养活。医生,被比作天使。派遣医生帮助伤病民众的,是国家。因而,医生,从其身份上讲,不应该与被他帮助的“凡人”争利益、窃利益、夺利益。医生在被他帮助的病人面前,不应该有捕食的需要和表现。

  如果非要说医生需要“养活”,那也是派遣者来养活,来配发,是国家的事情。

  如果国家把规则设计成就医者衍生或者带来医疗的收入,用以满足医疗支出,那就是医疗保险和保障,也不是直接从患者身上找财富、窃食粮。为了不给就医者强加负担,不使就医者被盘剥,这样的医疗保险和保障要由医院的开办者(国家)买单。

  无论在中国,还是在其他任何国家,医生都是神圣的职业。医生和他职业中的患者,不应被撕裂为上下级两“类”,不能被归入生物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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